山西吕梁一个名叫南村的小山村里，蓦然传出阵阵惨叫声。这里是一所简陋的战地医院，药箱空空，碗里只有小米和豆子。截肢、血染床单，沉重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没有药，甚至没有食物，能够救治伤员的只有绷带。于是，不一会儿，一个十七八岁的生命永远闭上了眼睛。
远处炮火隆隆，日寇又来扫荡了。战友们只能将战士的遗体匆匆掩埋。年轻的女护士眼里闪着泪光……
这段画面，不是电视剧中的场景，而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真实影像。还原这一切的不是摄影机，而是埋葬地下80多年的南村烈士墓地。
文少卿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主要是做分子考古学研究，研究方向包括古DNA技术、考古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法医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
文少卿所负责的分子考古实验室位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楼2楼。走到这里的一间房内，架子上摆放着一具具人骨。灯光下，两名复旦女学生正小心翼翼地清理着。人骨拼图，透骨见史。就是在这里，一群复旦人揭开了一段段“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历史真相。
据文少卿介绍，通过烈士遗骨还原历史主要分四步：体质鉴定、DNA数据库建设、生活状况复原和面貌复原。其中体质鉴定是基于人类骨骼考古的方法，全面采集烈士遗骸的生理特征和病理特征，鉴定烈士的性别、年龄及其生前所遭受的创伤与疾病；DNA数据库建设是依靠高通量测序技术，建立烈士DNA数据库，对疑似亲属进行DNA鉴定，建立亲属数据库，然后将两个数据库相互比较，确定烈士身份；生活状况复原则是通过稳定同位素反映烈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最后是面貌复原，利用最前沿的三维扫描、计算机及古DNA技术，对烈士面貌进行复原，这也是未来数字化展示的重要基础。
实验室设备都是当今国内最先进的。纳米级X光断层扫描重构设备（Nano-CT)、autoflex speed质谱仪、超景深三维立体显微镜、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全自动DNA提取仪、高通量基因测序仪……文少卿如数家珍，他说：“我们在国内拥有最一流的设备和技术方法，可以揭开一些历史迷雾。”
2015年，西北大学人骨考古学者陈靓发在朋友圈的一段文字吸引了文少卿的目光：“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中国自己的英烈，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完成DNA鉴定？”文少卿积极沟通，团队最终获得了缅甸密支那地区出土的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并成功鉴定其父系遗传类型。
密支那属于热带雨林，烈士遗骸腐蚀严重，给DNA提取工作带来相当的困难。“当时拿回样本，放入试管，呈现绿色，表明遗体与枪械混合，含有铜等金属成分。一般的DNA样本则是呈现乳白色的。”文少卿说，这表明DNA片段很短，难以鉴别。此前，国内还不具备这一技术。文少卿带领小组成员攻坚克难，在他的万级洁净正压古DNA专业实验室内，采用了“偏好DNA短片段的磁珠提取方法”，最终完成鉴定，成果发表在2016年的《Science Bulletin》上。
从这次鉴定开始，课题组在2015至2018年间，先后收集了八个战斗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
其中，淮海战役的8具士兵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鉴别判定结果以《淮海战役士兵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鉴定》为题，发表于2017年《法医学杂志》；6个国内抗战墓地中65具烈士遗骸的母系遗传类型鉴别判定的结果，以《国家英魂DNA数据库——英魂回乡心愿的指路明灯》为题发表于2019年《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945年，在抗日战争末期的山西平遥，年轻的八路军干部邹开胜（原红军西路军30军88师263团政委、八路军总特务团政委）在与侵略者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当时局势尚未稳定，烈士遗骸只能暂时安葬于当地的丰盛村后山。
2014年，热衷研究八路军历史的当地村民王京利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通过翻阅史料将丰盛村后山无名墓地主人的范围缩小到两个人——33岁牺牲的廖钢绍烈士或是29岁牺牲的邹开胜烈士。
究竟是哪位烈士？通过研究分析，文少卿团队给出了最终的答案。他们将烈士遗骸样本与邹开胜家族中一位男性后代的Y染色体数据成功比对，再根据邹开胜女儿的常染色体数据，最终确定了两者的父女关系，成功为曾经的无名烈士找回了姓名，找到了亲人。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2022年底，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的崔玉岐，根据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记载，来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寻找三叔崔海治烈士墓，但由于年代久远，墓地已难寻踪迹。
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吕梁市退伍军人事务局发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一块占地面积约三四亩的坪垣上，埋葬着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非常有可能埋葬在这片烈士墓地中。
为了让烈士魂有所归，2023年1月，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对方山县南山革命烈士墓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
2023年7月9日，经过DNA比对，文少卿团队确认吕梁市方山县南村烈士墓地中一具编号M19的遗骸为崔海治烈士。跨越半个多世纪，崔玉岐和三叔终于迎来了“团圆”。
“除了寻亲，我们还能通过技术方法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包括战士吃什么、穿什么，是如何受伤牺牲的……”文少卿说。
在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的野战医院遗址，除了烈士遗骨，文少卿团队还发掘出铜纽扣、陶瓷帽徽、铜徽、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遗物。
正是通过这一些宝贵的遗物，现在的人可以跨越时空，感受到烈士们作为鲜活生命独特的生活与存在。
古人口学大多数都用在研究烈士数量、结构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研究根据结果得出，南村烈士墓地出土人骨皆为男性，年龄分布以青年期（15—23岁）为主，占总数的73.47%，其次是壮年期（24—35岁），占总数的16.33%，只有少量个体处于中年期（36—55岁）。
死因鉴定是法医考古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遗骸上，发现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多个遗骸的骨骼上都发现有弹孔，涉及部位包括髋骨、骶骨、肋骨、肢骨以及肩胛骨等，有些甚至身中数弹。根据弹孔的形态，推测子弹大多是从正面射入的；有的体内的子弹并未取出，说明很可能在中弹后短时间之内就死亡了。
同时，对比周边地区不同时期草食和杂食动物氮同位素值，可评估吕梁烈士蛋白质摄入情况。研究根据结果得出，所有烈士氮同位素值都很低，92%的烈士氮值低于草食动物均值，这表明战士生活艰苦，基本上没有肉食摄入。碳同位素结果也表明，小米和豆类是南村烈士的主食，其中豆类占比最高，平均值大于50%，暗示了在大多数时候，战士们甚至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小米、玉米等主粮，转而食用易导致肠胃病的豆类充饥。
文少卿说，科学技术手段从这些普通官兵身上获取了鲜活的数据，复原着当时的抗战和生活场景。牺牲的战士大多20岁左右，缺少食物，缺少治疗，但即便如此，面对日寇，他们选择了顽强战斗，因为，战士们是在冲锋面对敌人的时候受伤甚至牺牲的。“这一切震撼着团队里的每一个师生，让我们更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在沧州肃宁雪村，文少卿及小组成员“看”到了另一场战斗。“烈士遗骸存在粉碎性骨折现象。”文少卿推测战斗很激烈，敌人使用了机关枪一类武器，“机比较猛烈，会造成瞬时的粉碎性骨折，可以从中想象和还原当时的鏖战场景”。
除了日常研究工作，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还着力打造面向本科生的“透骨见史分子考古训练营”，培养有志于生物考古学的跨学科研究人才。2021年至今，训练营已经开展了三届。来自复旦文博、历史、生物各个专业的学子们走进实验室，走进南村、雪村，见证历史。
在南村现场，有同学说：“老师，你看这个烈士的骨骺线岁不到……”另一个同学说：“你看这5个烈士都截肢了，每个截肢面的后面都有一个小骨碴。能想象他们是用非常简陋的工具在锯，因为看不见肉里的情况，所以锯到最后，一下就掰断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2级硕士生许怡冉说：“这里沉睡着的是宏大历史背景下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甚至年纪比我们更小的鲜活生命。如果不去发掘，英雄们将永远在土地里沉睡；如果不去追寻，无名烈士们将只是墓碑上一串冷冰冰的数字。”
身为团队负责人，文少卿也常常被深深打动：“我们考古工作者经常开墓。有的墓地等级很高，能够正常的看到精美的玉器和陪葬品。但在发掘烈士墓的时候，里面常常只有两根木头，那是担架的两侧，其他都烂掉了，身上没有一点遗物，只有扣子。”
复旦分子考古实验室走廊展板上的本科生发掘日记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几枚纽扣沉默地躺在白骨之上，曾经隔着炙热皮肤和粗糙布料。（还有）铁勺、碗甚至塑料牙刷……那天，或许有人贪吃了一口。伴随他一同倒下的还有烟斗与印章，在多年后，他的家人再次认出了它与他。散落在土里的徽章即便被风沙肆虐过，但它依然和当年一样坚定。无声埋在土里的子弹，仿佛让人听到了漫天炮火的震耳欲聋……它们穿越时空，带着他们的血泪，带着他们的生活，带着他们的信仰，带着他们的荣光，终于，来到了我们面前。”
一具具忠骨，再现了“不怕牺牲”“官兵平等”“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也解开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
目前，文少卿团队正在完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网站建设。整体设想为“点亮方案”——寻亲者可以批量或者手工输入上传自己的DNA数据，自动与英烈DNA数据库进行DNA数据比对。
文少卿说：“我们期待有更多寻亲烈士亲属前来联系，帮助更多烈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