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兼文学家，毛主席的诗作，在文人间一直备受好评。
说来也巧，那年正逢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听了的请求后，毛主席略一思索，便将5月写于井冈山上的新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合并，送给“请教”。
十一年后，在正式发表的“词两首”清样上，提笔，将自己与毛主席的这一段“轶事”记录了下来。
一个是周恩来，当时已病重的他在读完后会心一笑，示意工作人员将诗作放在自己的枕边；
另一个是，在看到报纸上刊出的诗作后，他面色凝重，盯着毛主席的亲笔签名陷入了沉思...
1963年8月5日，苏、美两国在莫斯科签订“核试验禁止条约”，开始大肆宣扬“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美好”世界。
乍一看，他们对未来的畅想如同仙山琼阁，可再一细细品味，显而易见藏在画皮下的狼子野心。
中方领导人明白，苏、美两国联手的真正目的，远不止表面声称的“追求和平”那样简单。
在“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口号里，俨然藏着帝国主义在悲天悯人的共和情怀下，试图各族人民独立解放运动的龌龊私心。
如果不及时对美帝苏修的丑陋嘴脸进行揭露，恐怕国内暗涌的修正主义思想，会借此机会“出头”，摧毁人辛苦打下的革命果实。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带领下的领导班子迅速反应，积极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赢了与修正主义的这场攻坚战。
眼看国内革命形势在教育运动下欣欣向荣，1965年5月，毛主席提笔一挥，写就了《念奴娇·鸟儿问答》这篇反修斗争的胜利凯歌。
将敌人比作胆小受惊的蓬间雀，将自己形容为无惧风雨的鲲鹏——毛主席的巧妙比喻，形象地刻画出了这场战争中的正邪两派。
如果说词作前篇是对修正主义者最直白的批判，那在词作结尾，借着这句满含革命情感的陈述，毛主席再次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与斗争决心。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也能窥见毛主席对反帝革命战争胜利的自豪之情。
借助笔墨，他将对革命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与中国及中国人民正面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以极富浪漫主义的磅礴手法表述了出来。
借助《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样的前后对比，时空变换间，三十八年的时光也成了助阵曲，激励着当事人，继续前行。
可以说，在井冈山写下这两首词作时，毛主席是激动自豪的，更是拥有无上斗争决心的。
从1921年建党走到现在，领导人风风雨雨走过几十载，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大好河山的安定和平。
作为当时的政治主心骨，毛主席明白，一经发现自己英雄迟暮，那国内外潜藏的反动势力，必然会掀起新一轮的政治斗争。
更何况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在国际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一个不注意，便有可能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暗算。
想要保证自身的主权完整，维护国内幸福和谐的生活环境，代表执政党意见、深受全国人民信任的毛主席的表态，就尤为重要。
借助这两首特殊的词作，领导人坚决勇敢对战反动势力的革命决心能再一次重申；
很显然，选用这两首词作来作为动摇年代的“定海神针”，毛主席显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考虑。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病床上提起精神，颤颤巍巍签下自己的名字，属意发表旧文...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媒体，将毛主席的这句话作为元旦社论使用。
1976年元旦，刚刚从病痛中醒来的周恩来，听到一旁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早间新闻，称毛主席新发表了两首诗词。
自从病倒之后，周恩来强忍疼痛，脸上基本上没有表情出现，这还是他为数不多的开心时刻。
只有一旁的明白，丈夫之所以反应如此大，还是因为明白了毛主席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还能够继续战斗，什么都没有变。
作为同毛主席杀出重围的得力战友，在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几十年中，周恩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几乎从未给自己留出一天的休息时间...
2月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43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27次；
1967年9月24日，在忙完手头工作后，周恩来曾对妻子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
本以为他会就此放缓自己的工作脚步，但是没有想到，哪怕动用吸氧仪器，周恩来也要坚守在岗位上。
由于常年高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得不到休息的周恩来，心脏健康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向门诊主任报告，周恩来尿液中含有红细胞，便中也出现长期性潜血。
接下来的几天，经过京津沪三地专家的共同会诊，周恩来的病情被最终确诊——膀胱癌。
出于纪律要求，医生们并未将诊断结果告知周恩来，而是默默将验尿安排到了每日体检中，准备长期观察。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便出现肉眼血尿，且伴有明显组织块，急需膀胱镜进一步检查。
眼见无法继续隐瞒，医生们只得含泪告知了周恩来诊断结果，并向他表示，肿瘤的发展速度超出预期，现在已经是“显微镜下癌细胞遍布视野”的程度了。
不同于医生的如临大敌，在得知自己身体健康情况后，周恩来面色如常，将手头上的工作任务一一打点完毕。
1974年，在完成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外交任务后，周恩来才向政治局递交了自己的请假报告，将身患膀胱癌的事实作了陈述。
得知消息后，毛主席格外的重视，在假条上批准签字后，还特意叮嘱周恩来：务必安心养病，积极努力配合治疗。
或许是所有人的殷切盼望感动了上天，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治疗的那一段时间里，周恩来的肿瘤细胞得到了明显的控制，病情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让他们依旧放心不下的是，即使是在安心养病期间，周恩来也并未按照约定放缓自己的工作节奏。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统计，第一次住院期间，除正常的工作之外，周恩来还参加外事活动54次，持续工作时长超过24小时。
要知道，这一年，周恩来已经76岁。这样的工作强度，哪怕放在年轻人身上，也大大超出了身体负荷的极限。
1974年3月11日，再次因身体原因入院之后，周恩来的健康情况便开始直线下降。
医生向表示，过度劳累加速了癌细胞的分化进程，之前的治疗宣告失败，他们已在周恩来的身体里发现了大面积转移的癌细胞。
但考虑到中国此时的政治危机，周恩来还是婉言拒绝了医生，坚持站在一线，为毛主席分担着压力。
“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给他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
看着屡屡被病痛折磨到无法入睡，甚至连排尿也成为一项大工程的周恩来，工作人员的心也被狠狠地揪了起来。
他们知道，之所以周恩来不愿意停下手上的工作，主要是因为他明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成败的关键转折点。
1975年9月20日，在准备为周恩来进行第四场手术时，医护人员无奈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没有办法进行医治。
仅仅三个月过后，周恩来便被病魔完全剥夺了行走能力，只能躺在病床上，靠鼻饲、输血维持生命。
即便生命已确定进入终末期，每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依旧是询问工作进度与国际局势，尽可能地关心着新中国。
1976年1月8日，在毛主席旧作发表之后，周恩来在一片悲痛声中合上了自己的眼睛。
为国鞠躬尽瘁几十载，这位生前数次引用“举国犹狂欲语谁？”的伟大领导人，终于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作为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与周恩来的革命友谊，远比旁人想象得更加深厚。
生性果断，只抓大事，不计小事；而周恩来细心敏锐，严丝合缝处理着每一处外交细节。
互相信任，互相搀扶，互相理解，这两个性格各异的领导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即使是已经入院接受专业的治疗，周恩来仍在尽自己全力，“提携”着这位同生共死的革命战友。
1974年，周恩来因病入院治疗前，毛主席终于点头，公开认可了的才能所在。
对于在从政路上起起伏伏的来说，能力被认可，个人抱负有了施展的地方，离不开周恩来日复一日地推荐介绍。
另一方面，国际政事纷繁复杂，两人常常沟通，既是给释疑，也是给周恩来作通告。
十届二中全会后，经毛主席批准，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正式接过周恩来的工作。
与病重的周恩来接触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明白，这位战友的生命已确定进入了倒计时。
冒着被通报批评的风险，此举，实属站在了多年老友的立场，愿意在最后时刻圆周恩来一个心愿。
1976年，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刊发的旧文后，缓缓抬头，眼神里看不出情绪。
陈毅老总的突然逝世，对毛主席的打击很大，身体好不容易调养过来，如今状况有不是很理想。
周恩来的会心一笑来自对革命信仰屹立不倒的欣慰；的沉思包含着对未知未来的思索与探查。
一代代伟人从荆棘之中站起，接过前人留下的使命，继续前行。如果没有坚信不疑的信仰支撑，恐怕我们也不会看见如今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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